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获得两项“国字号”桂冠。

　隐蔽战线共产党人是永远的丰碑。

　　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，是1930至1934年我党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中唯一一条从未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，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成功典范。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，获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两项“国字号”桂冠。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。

　　“两大引擎”

　　为什么要建立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？根本的原因在于“两大引擎”——上海中共中央、中央苏区的存在与互动。

　　大革命失败后，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开展地下活动，对全国各地党组织包括各革命根据地进行领导和指导。秋收起义后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工农红军井冈山会师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。此后我党建立和发展多个革命根据地，其中中央苏区（中央革命根据地）地跨赣闽粤三省，发展壮大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、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，中央苏区的中心——瑞金成为红色首都。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，1930年10月，周恩来直接领导下，在原有工作基础上成立中央交通局，用3个月时间开辟了通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（上海–香港–汕头–潮州–大埔–永定–瑞金），建立起直属中央交通局的汕头绝密交通站。可以说，周恩来是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第一创建人、最高领导人。

　　“两大引擎”的存在与互动，引发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的建立、发展，带来人员、物质、资金、信息的流动，形成了上海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血脉线、生命线。“两大引擎”的重大变化，相应带来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的关键性、决定性变化：①中央苏区和红军的迅速壮大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发展，需要补充更多重要干部经红色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加强领导力量，也需要大量紧缺物质。②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，因其掌握大量核心机密，导致我党大批重要干部必须撤离上海转移前往中央苏区。同时导致原有的汕头交通站——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（镇邦街7号）停止使用，启用汕头备用站——华富电料行（现海平路97号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）。③1934年10月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，中央红色交通线也因此完成其历史使命。

　　汕头建站三大原因

　　为什么选择汕头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绝密交通站，成为从海上登陆、前往内地的第一枢纽节点？综合起来主要有三大原因：

　　首先，周恩来领导建立汕头地方党组织打下坚实基础。

　　周恩来等在1925年率领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，尤其是第二次东征后的1925年12月至1926年3月，周恩来在汕头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主政地方行政的第一人，并于1925年在汕头领导建立了地方党组织——中共汕头特别支部、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，发动工农运动，打下坚实革命基础，留下宝贵革命火种。1927年9月，周恩来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，南下潮汕“七日红”，得到汕头地方党组织的有力策应配合。汕头这块红色热土，既为周恩来等领导人所熟悉，又有相当好的革命基础。

　　其次，汕头繁华商业口岸便于掩护。

　　汕头从1860年开埠，经1921年建市，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，已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口岸。1933年市区人口19万人（1921年仅7.5万人）。根据潮海关资料记载，1930年汕头口岸出境移民17.2万人，入境移民16.5万人；1933年汕头港口吞吐量675万吨，居全国第三位，口岸进出船舶4478艘次（其中往来外洋2648艘次、往来国内1830艘次）。在这样一个华洋混杂、人员频密流动、物资大量进出的新兴城市，又是粤东、赣南、闽西南的人员、货物集散地，非常有利于通过开设商行、扮装商人、采购物资等方式，开展交通线隐蔽工作。

　　再次，广东军阀割据带来活动空间。

　　在以往的研究分析中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。即中央红色交通线存在的时期（1930至1934年），恰好是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（1929至1936年“两广事变”）。陈济棠虽名义上承认蒋介石南京政府，实则矛盾很深，实行地方分割统治，维持半独立状态。地方军阀一定程度上具有占地为王特点，重保地盘、保实力，我党由此利用敌人矛盾、创造活动空间（如193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派潘汉年、何长工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秘密谈判，达成“必要时相互借道”等五项协议；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，与陈济棠部队“让道”作“敲梆式的堵击”“送行式的追击”不无关系）。同时，汕头地处粤东，离陈济棠统治中心省会广州较远，中央红色交通线处于粤闽交界地带。这些都为我党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工作的开展，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与空间。

　　交通线上“四个流动”

　　中央红色交通线承担护送干部、输送物质、传送资金、递送文件情报等任务。

　　一、人员流动。基本上是单向流动，即重要干部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。如邓小平1931年7月经汕头，周恩来1931年12月经汕头。1933年1月前后，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，刘少奇、张闻天、博古、陈云等分三批经汕头。

　　二、物质流动。基本上是单向流动，即经汕头等地运往中央苏区。因苏区工业基础十分薄弱，处于敌人经济封锁之中，亟需物质支持。输送的重要物质包括药品、食盐、布匹、纸张、印刷机、缝纫机、电器材料、通讯器材、军械等。其中大件器械为防止被敌注意，还需要拆解后运送，运达苏区再重新组装。

　　三、资金流动。基本上是反方向的单向流动，即从中央苏区送往上海中央解决经费问题。资金包括了钱款、黄金、白银等。如1932年周恩来亲自将3.5万美金交给王盛荣，王盛荣闯过重险抵达上海，分文不少交至中央机关杨尚昆手上。

　　四、信息流动。为双向流动，包括了指示、文件、情报等。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后，也包括了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，传递至上海报送。

　　两大红色群体

　　中央红色交通线上包括了两大红色群体——

　　红色交通线工作人员群体。他们中有留下姓名的，如华富电料行的“最佳三组合”——陈彭年、顾玉良、罗贵昆，创办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的陈刚，护送周恩来的肖桂昌，护送叶剑英的卢伟良，护送邓颖超的李沛群，还有许多现在已不知姓名的无名英雄。他们中既有中央从外地调派来的精兵强将，也有许多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群众；既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英勇牺牲的同志，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同岗位长期努力工作的同志。无论来自何方，他们奋战在红色交通线上，机智勇敢，出生入死，隐姓埋名，无私奉献，安全、出色完成一个又一个党交给的任务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特殊的贡献。

　　经红色交通线中共重要干部群体。汕头交通站为当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作出了特殊贡献，共护送200多位重要干部进入苏区，其中有具体姓名可考的150余位。这些党的重要干部胸怀大局，从党的事业需要出发，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不畏艰险，千里奔波（从上海经香港至汕头到瑞金约3000公里，其中汕头到瑞金约400公里）。他们中有新中国开国领导人刘少奇、周恩来、任弼时，有第一、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邓小平、陈云，有元帅刘伯承、聂荣臻、叶剑英，大将陈赓、肖劲光、罗瑞卿，有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、李立三、博古、张闻天、项英、何叔衡、陈潭秋，有妇女运动领导人蔡畅、邓颖超，有“龙潭三杰”李克农、钱壮飞、胡底，有后来“延安五老”中的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、林伯渠，等等。这些重要干部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党政军的领导中坚，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。他们经红色交通线到汕头时，可能也就静悄悄只在汕头住上一晚，却永远在汕头留下了光辉的足迹，汕头这座城市也因此为党的伟大事业、党的光辉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。

　　三点感想

　　隐蔽战线共产党人是永远的丰碑。在白色恐怖的艰险环境下，隐蔽战线共产党人以忠诚、勇毅、智慧，机关社会化、党员职业化，严守保密纪律，长期坚持斗争，坚决完成任务，以身许党、热血报党，生动诠释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，什么是隐蔽战线老一辈革命者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。这些都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科书，是讲好党的故事、革命故事、英雄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。

　　党史文献资料是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。20世纪80年代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会同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，对中央红色交通线革命历史开展深入调查研究，广泛收集党的相关历史文献、有关老同志的回忆录，访问亲身经历者，函询相关领导同志，邀请当年在华富电料行工作过的顾玉良莅临汕头实地辨认旧址，汇编出版了《红色交通线》一书，留下了最丰富、最坚实的文献基础。今天我们得以充分运用这一红色文化资源，向世人展现红色交通线、红色交通站的感人事迹，离不开革命前辈们的珍贵回忆，离不开党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。

　　革命文物保育活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党的事业代代相传，一代人必须负起一代人的职责和使命。革命文物只有保护好、管理好、运用好，红色文化只有“活起来”“动起来”，才能更有生命力、传播力。经过各级党政及社会各界的努力，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交通中站旧址2017年启动修缮，2019年元旦开馆以来累计参观人数超12万人次，发挥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作用。反映这一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《秘密交通站》、潮剧《秘密交通站》、电视连续剧《绝密使命》等文艺作品先后推出。这些都是我们告慰红色交通线革命前辈，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革命文化的实际行动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中共汕头市委办公室）

　　本稿配图本报记者林鹏摄

　　(作者: 陈烈丰)